今年4月以来,随着美元指数下探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走强,5月底升破6.40后,更是引发了一小波超调,汇率升至6.36附近。在此期间,市场传出升值或可抑制输入性通胀的片面逻辑,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人民币会持续升值。从市场参与者角度来看,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5月31日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,6月2日外汇局一次性核批了103亿美元QDII额度,随后的几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新回到6.40上方。中长期看,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态势没有改变,单边升值的预期并不可信。
第一,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,双向波动是常态。
外汇交易可以看作多空双方的一种博弈。给定当前的所有市场信息,没有一方可以系统性地获得收益,否则汇率就会调整,直至多空双方预期收益率平衡为止。换句话说,站在当前汇率水平来看,未来不可能只会升值或只会贬值。
自2015年“811汇改”以来,受市场供求影响,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,双向波动的态势日趋明显。2015年初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.21左右,目前在6.40左右。6年多来,尽管市场有时传出人民币中长期升值或贬值的言论,但人民币汇率却一改此前长期单边升值的局面,从年度走势看4年贬值、3年升值,波动率接近甚至个别年度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。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,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,围绕市场均衡价格双向波动的格局已经形成。
与此同时,市场参与者开始适应人民币双向波动的新常态。参与外汇市场的金融机构、企业以及双向开放下的跨境投资者主体大幅增加,市场供求关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随着“风险中性”理念的持续宣贯,企业行为也日益理性,市场运行效率大为提高。
第二,中长期汇率走势难测,单边预期久赌必输。
近期人民币的升值中,市场情绪是重要推手,追涨杀跌的“羊群效应”有所抬头。但这种情绪不会长期持续,待市场情绪平复后,汇率就会修正。分析汇率的短期走势本已不易,更何况预测市场中长期趋势。中长期看,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,比如全球疫情形势、经济复苏进程、中美货币政策、全球通胀预期、市场风险偏好、地缘政治等都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,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、动态变化,难以预测。而且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,一些影响变量很可能会发生趋势性逆转,预测汇率的难度比短期大得多。
从历史经验来看,2018年一季度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,许多企业累积大量汇兑成本较高的美元存款,市场据此预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很快升破6.2,回到“811汇改”前水平,但之后几个月的中美贸易摩擦迅速扭转了市场供求,人民币转而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。另一个例子是2019年8月美国突然宣布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%关税,市场情绪迅速转换,人民币汇率十年来首次跌破“7关口”。当时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,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“7”,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购汇潮,7.2甚至7.5也会不远。但是,持单边预期的揣测者没有预料到的是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未突破7.2,而是双向波动,很快又升破7。
这些实例足以说明,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供求机制下,汇率不存在所谓的笃定预期。正如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工作会议新闻稿所强调的,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,久赌必输。
第三,汇率预期会自我实现,不存在所谓中长期缓慢升值。
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,除揣测情绪以外,基本面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,即美元指数回调、大量资本流入、我国贸易顺差扩大。从成因上看,这三方面影响因素都是暂时性的,并不能代表长期趋势:
一是,近期美联储鸽派表态令10年美债收益率从1.7%一度回落至1.56%附近,这激发了市场风险情绪。但美国核心通胀PCE数据仍在攀升,若全球供应链短缺不能得到有效解决,美债或将继续遭受通胀压力,市场也将再度陷入政策退出的恐慌,从而支撑美元转强。
二是,5月末北向资金大规模涌入主要源于MSCI的季度调仓,是季节性因素。此外,当前正值港股分红购汇季,从已公布的计划来看,预计6月至8月将产生高达700亿美元的购汇盘,会一定程度抑制人民币走强。
三是,我国出口数据强劲主要源于疫情错位下的海外供需缺口。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率的提高,海外生产复苏,我国出口增速预计也会放缓。
在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内,价格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,汇率也是如此,它会充分反映市场参与者所了解的所有信息,既包括短期信息,也包括中长期信息。设想一下,如果汇率短期不确定、但长期趋势确定升值,那么只要买入并长期持有,必将获利。大量市场参与者按此交易,汇率必将立即升值,直到可以充分反映长期外汇趋势为止。因此,不存在所谓的长期缓慢升值。
总之,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,人民币汇率弹性将增强,波动方向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大。汇率预测不准是必然,双向波动是常态。企业要秉持“风险中性”理念,聚焦主业,在实需基础上管理汇率风险,避免被预测结论误导,更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,否则得不偿失。(作者系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