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告要点
中国会否出现疫后“大通胀”,潜在风险点或在哪些领域,对投资有何指示意义?本文梳理,供参考。
中国会否出现疫后“大通胀”?供给收缩严重的领域,涨价压力需要留意
(资料图)
疫后海外掀起“大通胀”浪潮,主因需求端放水刺激,也受能源危机等供给冲击的“推波助澜”。疫后海外经济体CPI陡升,以美国为例,CPI同比一度创40年新高、达9.1%;节奏上,商品涨价先行、服务涨价“接力”,推动通胀“高烧不退”。究其原本,海外疫后通胀起于需求端的放水刺激,也面临能源、粮食危机等冲击。其中,多轮大规模财政刺激下,居民收入快速修复带动商品消费大幅反弹;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品涨价压力等,带动CPI能源项等大幅上行。
国内通胀形成机理与海外大为不同,部分供给收缩严重的领域,涨价压力需要留意。以美国为例,能源相关和住房是CPI主要权重项、也是推升通胀主要贡献项;中国CPI中与能源直接相关的占比较小,猪肉、服务等,是近年来CPI波动的主要来源。疫情反复下,部分供给收缩严重的领域,容易在需求修复过程中涨价;高频数据显示,部分流通领域已经开始释放涨价信号,例如,快递单票价格、酒店均价多有上涨。
若国内通胀超预期,或发生在哪些链条上?食品端关注猪肉,非食品端留意服务
逻辑一:猪肉等供给或存在缺口、叠加疫后线下消费回升等,或放大涨价压力。去年11月以来,猪价快速下跌近38%、至2月中旬的15元/千克,连续两个月跌破成本线。猪价下跌、饲料成本高位下,外购仔猪等生猪养殖利润自12月中旬以来持续为负、一度下探至亏损440元/头以上。此前,2021年中至2022年中,已经历一轮长达13个月的亏损,时隔半年养殖利润的再度转负,或使得本轮生猪补栏节奏被明显“压窄”;同时,年底年初生猪屠宰的大规模放量,也加大了供给端冲击。疫后消费场景修复、带动消费量回升,或放大涨价压力。
逻辑二:服务业供给修复难一蹴而就、加大结构性涨价风险。疫情期间,服务业供给普遍出现明显收缩、尤以住宿餐饮为代表。其中,全国住宿业设施总数,自2019年的60.8万家锐减至2021年的36.1万家;部分大中型连锁企业也大幅削减门店,例如,2022年中海底捞线下门店仅为疫前6成左右。服务业供给等缩减下,相关从业人员明显减少、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远低于趋势水平;部分省市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现象更明显,北京、上海等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就业人数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降、降幅达5%以上。此外,原先积累的成本压力向中下游传导等,也可能推升服务价格。
透过通胀,如何把握市场机遇与风险?股市关注中下游机会,债市或存超调风险
供给紧平衡下,需求加快释放或推动通胀超预期,全年CPI或呈“耐克型”、高点或破3%。伴随防疫优化,场景约束逐渐“松绑”,居民线下活明显增多。往后来看,居民收入边际改善带动消费回升、线下商务活动修复等,或进一步对服务业修复形成支撑。需求修复下,阶段性供需缺口或放大涨价压力,中性情景下,考虑到生猪供给或阶段性承压、服务业供给修复难一蹴而就等,CPI呈“耐克型”、中枢抬升至2.3%,高点或在年底、3%左右,不排除破4%的可能。
通胀升温下,股市关注中下游消费服务等链条机会,债市或存超调风险。经济回归“新稳态”过程中,资金风险偏好抬升、大环境利好,叠加中下游消费服务链条“量价齐升”等、关注相关投资机会,同时也需警惕部分成长板块的估值压制;债市方面,货币政策调控更加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下,通胀升温、阶段性超调等,或成为债市调整的又一推手。
风险提示:猪价大幅反弹,疫情反复。
(一)海外疫后“大通胀”主因需求刺激、供给冲击共振
疫后海外掀起“大通胀”浪潮,美国等国CPI通胀率刷新近40年新高。2020年以来,海外经济体CPI通胀陡升、屡创新高,通胀上行幅度、速度都明显高于以往。以美国为例,CPI同比读数一度达9.1%,并在8.5%以上的历史高位停留超过半年之久;欧元区CPI同比甚至一度飙升至10.6%、创历史新高。除发达经济体外,部分新兴市场国家,如俄罗斯CPI通胀率“V”型反转、大幅反弹至至近年高点。
商品涨价先行、服务涨价“接力”,推动通胀“高烧不退”。以美国为例,疫后商品消费率先修复,带动CPI商品(不含食品和能源)自2020年中触底回升、由-1.1%一度上升至12.4%。约8个月后、2021年初,服务价格开始明显修复、CPI服务分项同比增速重回上行通道,自1.1%左右的低位不断攀升、创新高。2022年以来,商品涨价虽已见顶,但在住房、运输等服务涨价的支撑下,CPI通胀率依然保持较高粘性。
海外通胀主因需求刺激,能源危机等供给冲击也在“推波助澜”。以美国为例,多轮财政刺激法案,大幅降息、量宽扩表等提供大量流动性支持,带动美国M2同比增速一度上破26%、创历史新高;对企业和居民部门实施大规模援助下,居民消费迅速反弹回升。除需求刺激外,疫后还面临着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品涨价压力,及气候异常导致的粮价飙涨,带动CPI相关分项大幅上行,例如,CPI能源同比一度创近40年新高至41.6%(详情参见《50年大轮回?通胀的变与不变》)。
(二)国内通胀机理与海外不同,供给收缩严重领域涨价压力需留意
与海外通胀形成机理不同的是,近年国内物价走势更多受供给端影响。以美国为例,能源相关和住房是CPI主要权重项、也是推动美国疫后CPI大幅攀升的主要贡献项。与美国不同的是,中国CPI中与能源直接相关的项目占比相对较小,食品烟酒最高、尤其是细分项中的猪肉,是CPI波动的主要来源。回溯近20年来物价走势,传统周期下,CPI上行阶段均有较好的需求支撑;近年来更多受供给端影响,非洲猪瘟、供给侧改革等即为典型(详情参见《通胀,潜在的风险点?》)。
物价易受供给端扰动下,供给收缩严重领域的涨价风险需关注。相较于海外大规模需求刺激,国内政策力度相对克制,但通胀也可能存在较大压力。原材料成本涨价、叠加疫情反复等,使得企业经营状况持续低迷、9成以上行业的亏损企业占比超过疫前,部分行业亏损企业占比抬升甚至超过12个百分点。持续的亏损下,部分企业不堪重负、甚至退出市场,相关行业劳动力也明显减少,例如,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批发零售、交运仓储的就业人员较2019年分别下降4%和2%。
部分供给端受冲击的领域,已开始释放涨价信号。疫情反复等影响下,部分中小企业推出、相关从业人员减少,叠加部分交通物流受限等,使得相关流通领域的价格已有明显上涨。例如,2022年底快递业务单价自9.2元上涨至9.6元以上,中通快递单票收入也明显上台阶;除快递外,与出行相关的酒店价格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加速上涨,2月北京、上海tHPI酒店均价涨幅分别达8%和10%。
(一)逻辑一:猪肉等食品供给或存在阶段性短缺的可能
去年11月以来,猪价持续下跌、已连续两个月跌破行业成本线,与年底年初生猪屠宰超季节性放量等有关。22省市生猪均价,自2022年11月初的16.3元/千克持续下行至2月中旬的14.8元/千克、低于行业成本线的17元/千克左右。猪价下行主因年底年初生猪供给增多,2022年12月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达3090万头、较近3年均值多增近45%,大体重猪占比也相对较高、出栏均重较去年同期多增3.8公斤/头。
伴随猪价持续下跌,生猪养殖利润再度转负,使得本轮补栏节奏相对“局促”,叠加年底年初淘汰母猪增多等,或加大生猪阶段性供给短缺的可能。猪价持续下跌、叠加饲料成本高位下,带动外购仔猪等生猪养殖利润自12月中旬以来持续为负、一度下探至亏损440元/头以上。此前,2021年中至2022年中,已经历一轮长达13个月的亏损,时隔半年养殖利润的再度转负,或使得本轮生猪补栏节奏被明显“压窄”,加大生猪供给端压力、2022年底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探至-1.1%(详情参见《通胀,潜在的风险点?》)。
疫后线下消费场景修复等带动猪肉消费量回升,或放大涨价压力。疫情反复等约束线下消费场景,社零中的餐饮收入分项修复一波三折、大多处于同比负增区间,远低于疫前和社零整体水平。线下餐饮消费低迷下,猪肉的消费量也明显减少,从2019年的4487万吨一度降至历史低点、2020年的4152万吨。伴随疫后消费活动回归常态,猪肉等消费量也或有所回升、阶段性加大供需压力,拉升涨价弹性。
(二)逻辑二:服务业供给修复难一蹴而就,加大涨价风险
疫情期间,服务业供给普遍出现明显收缩、尤以住宿餐饮为代表。餐饮、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以中小企业和个体为主、对现金流依赖度较高,受疫情反复等干扰使得经营更加困难、甚至退出市场。全国住宿业设施总数,自2019年的60.8万家锐减至2021年的36.1万家、降幅超过4成;部分大中型连锁餐饮企业也大幅削减门店数量,例如,2022年中的海底捞线下门店仅为疫前的6成左右(详情参见《通胀的“序章”》)。
部分服务设施、人员的供给缺口弥补或难一蹴而就,或加大结构性涨价压力。疫情反复、餐饮酒店等缩减下,相关从业人员明显减少;从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看,疫后虽有修复、但尚未回到疫前水平,近4个季度稳定在1.78亿人左右、远低于趋势水平进一步加剧逆城市化。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,例如,北京、上海等省市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的就业人数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降、降幅达5%以上;高频数据显示,广东等地春节后人口回流情况也明显弱于2019年。
此外,持续积累的成本压力,也可能推升服务业价格。煤炭等涨价推升电力成本等,部分省市已纷纷上调工商业电价的上浮比例;电价上涨通过影响产品的量、价,进而传导至终端消费品,也可能推升相关服务成本。从上市餐饮公司的成本构成中可以找到线索,例如,2021年同庆楼餐饮服务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2019年抬升30个百分点,其中,直接人工和燃料耗用金额较2019年均翻了两倍不止、远高于总成本涨幅的82%。
(一)供给紧平衡下,需求加快释放或推动通胀阶段性超预期
伴随防疫优化,线下消费活动修复正在加速进行中。防疫优化下,线下消费受场景约束的情况明显缓解,从出行角度上看,国内、国际航班执行数量持续回升,由去年底的日均0.5万架次和119架次抬升至2月初的1.2万架次和203架次;就线下消费来说,春节假期城市连锁餐饮流水恢复强度达126%、旅游消费恢复强度达118%(详情参见(《春节假期消费图鉴》、《疫后消费修复的三大误区》)。
场景约束减弱、居民收入改善等,或支撑消费动能加速释放。年初以来的消费修复,或主要来自于防疫优化下的线下活动增多等。往后来看消费需求释放或仍有支撑:一是,伴随经济企稳等带动居民收入改善,或进一步支撑居民消费回升;二是,节后线下商务活动等的修复,或进一步对服务业修复形成支撑,以企业差旅为例,2021年上市企业平均差旅费用仅504万元、远低于疫前的680万元以上。
供给紧平衡下,需求加快释放或推动通胀超预期,全年CPI或呈“耐克型”、高点或破3%。考虑到生猪供给或阶段性承压、服务业供给修复难一蹴而就等,部分时段或存在较大的涨价压力;若疫情防控更加精准后消费动能加速释放,或放大涨价压力。中性情景下,2023年CPI呈“耐克型”、中枢抬升至2.3%左右,高点或在年底、3%左右;悲观情景下,服务业等涨价超预期或推动CPI年底破4%。
(二)股市关注中下游消费服务链条机会、债市或存超调风险
股市方面,“量价齐升”下,关注中下游消费服务等链条的投资机会,警惕部分成长板块的估值压制。经济回归“新稳态”过程中,资金风险偏好抬升,大环境更加利好股票。受益于成本端压力缓解、及需求端边际改善等,中下游行业、尤其是消费服务链条,在盈利驱动下或存在结构性机会;同时,通胀升温或引发货币收紧担忧、对成长板块或有一定压制(详情参见《制造业景气跟踪:来自信贷的视角》)。
通胀升温、阶段性超调等,或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掣肘。近年CPI通胀波动率虽整体下降,但猪肉、服务等分项涨价或引发通胀预期升温。货币政策调控更加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下,在实际操作中多会加强引导。当下政策对通胀的关注度较高,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强调“警惕通胀反弹压力”,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调要“突出做好稳物价工作”等。
债市调整可能比市场预期要早,或存在阶段性超调风险。政策底夯实,经济最差的阶段或已过去、修复趋势或在3月前后更加明朗,流动性环境也随之逐步收敛,债市或面临来自基本面的多重压力。若通胀升温、阶段性超预期等,或成为债市调整的又一推手(详情参见《2023年,新时代“朱格拉周期”元年》)。
经过研究,我们发现:
1.后海外掀起“大通胀”浪潮,主因需求端放水刺激,也受能源危机等供给冲击的“推波助澜”;国内通胀形成机理与海外大为不同,部分供给收缩严重的领域涨价压力需要留意。
2.若国内通胀超预期可能会发生在两个链条上:一是猪肉等供给或阶段性短缺、叠加疫后线下消费回升等或放大涨价压力;二是服务业供给修复难一蹴而就、加大结构性涨价风险。
3. 供给紧平衡下,需求加快释放或推动通胀超预期,全年CPI或呈“耐克型”、高点或破3%;通胀升温下,股市关注下游消费服务等链条机会、债市或存超调风险。
风险提示:
1、猪价大幅反弹。
2、疫情反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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